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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適用刑事訴訟幅度型量刑建議

時間:  2019-08-30 14:19
檢察機關在控辯雙方充分協商的基礎上提出量刑建議,能使被告人對量刑結果產生合理的預期,提升被告人認罪認罰的積極性,也能使審判機關在對被告人量刑時具有一定的依據,避免量刑結果的差異性。
 
第一,幅度型量刑建議符合檢察機關、審判機關的職能定位。
 
在我國刑事訴訟法作出了“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決時,一般應當采納人民檢察院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議”的規定的制度安排下,人民檢察院提出精準型量刑建議,實際上代行了審判機關的刑罰裁量權,突破了人民檢察院求刑權的范圍。相比而言,幅度型量刑建議,為審判機關留出了裁量空間,既制約了審判權,也維護了人民法院獨立行使刑罰裁量權的地位,符合憲法第一百四十條即“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應當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以保證準確有效地執行法律”的規定。幅度型量刑建議,也就使得量刑建議更像“建議”,而不至于異化為“量刑要求”或者“量刑指令”。
 
第二,幅度型量刑建議有利于發揮檢察機關、審判機關的優勢,實現量刑公正。
 
量刑是一項技術性很強、要求很高的司法裁判工作。刑法在第五條規定了罪責刑相適應原則的基礎上,又于第六十一條規定:“對于犯罪分子決定刑罰的時候,應當根據犯罪的事實、犯罪的性質、情節和對于社會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關規定判處。”司法人員在量刑時,需要考慮到多種因素的平衡,包括罪與刑的平衡,訴訟各方利益的平衡,刑罰懲罰功能與教育功能、撫慰功能的平衡,一般預防功能與特殊預防功能的平衡,類案之間的平衡等等。人民法院在長期的司法實踐中,積累了較為豐富的量刑經驗,加之近十余年來量刑規范化改革的推進,使得量刑工作有章可循,審判人員得出的量刑結論自然更為適當。
 
第三,幅度型量刑建議符合以審判為中心和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內在要求。
 
刑罰裁量是公正裁判的重要內容,也是被告人一方極其關注的問題。如果未經庭審即由檢察人員主導得出一個確定的量刑結論,則不符合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的要求,將使庭審形式化。按照我國刑事訴訟法的規定,被告人認罪認罰的案件,可以適用速裁程序、簡易程序或者普通程序審理。除了速裁程序之外,簡易程序和普通程序,都有獨立的法庭辯論環節,包括量刑辯論,幅度型量刑建議為法庭辯論留下了空間,通過控辯雙方的法庭辯論,進一步明晰被告人所具有的各種量刑情節及其調節功能,更符合“定罪量刑辯論在法庭”的庭審實質化要求。即便是速裁程序,審判人員也可以根據需要就量刑的相關問題當庭聽取控辯雙方的意見,從而決定如何量刑。
 
第四,幅度型量刑建議符合訴訟規律和司法實踐的需求。
 
刑事訴訟法設置了偵查、起訴和審判等不同的訴訟階段,而案件事實也會隨著訴訟的推進發生相應的變化。絕大多數案件都不會在下一訴訟階段和前一訴訟階段呈現出完全相同的樣態,這是訴訟行為自身的規律。從司法實踐來看,審判階段出現新的量刑事實,是十分常見的現象。有的是出現新的可以從寬處罰的情節,如被告人立功,退賠退贓,退繳違法所得,賠償被害人損失,向被害人賠禮道歉取得諒解等等;有的是原來據以從寬處罰的情節消失,如被告人獲得精準量刑建議后,擠兌、羞辱被害人,導致被害人撤回諒解等等;有的是出現新的從重處罰情節,如查實了被告人的犯罪前科或累犯情節。由于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強調訴訟的效率,案件流轉較快,審判期間出現新事實的幾率更大,速裁程序尤其如此。從制度上看,審判階段出現新事實的,公訴機關可以調整量刑建議,但是這種量刑建議調整程序會制約訴訟效率。審判機關需要向公訴機關移送新事實的材料并建議檢察院調整量刑建議,公訴機關需要再行與被告人、辯護人進行量刑協商,而如果被告人在押,則公訴機關需要審判機關的配合才能提訊被告人,在一系列操作之后再向人民法院提交量刑建議,人民法院再行送達。如果是當庭出現新事實,出庭公訴人往往難以或者無權當庭調整量刑建議,則需要休庭,在程序性工作完畢后再行開庭。尤其是速裁程序更是如此,案件承辦檢察官不出庭,由輪值公訴人出庭較為普遍,而輪值公訴人沒有當庭變更量刑建議的授權,導致庭審只能中斷,這又違背了速裁程序應當當庭宣判的要求。這種頻繁的調整量刑建議,會影響訴訟效率,不必要地消耗司法資源,違背了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初衷,或者是審判人員為了快速結案而不要求調整量刑建議,進而違背了公平正義。幅度型量刑建議,具有一定的彈性空間,能夠彌補案件出現新事實帶來的問題,符合訴訟的需要和當前的司法實踐。
 
第五,幅度型量刑建議契合了司法公正的要求,有利于維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權利。
 
刑事訴訟法規定,人民法院一般應當采納量刑建議,這一要求需要兩個前提。其一是量刑建議適當,符合案件實際,而當前的量刑建議整體上尚達不到此要求。其二是量刑建議經過了控辯雙方充分、平等、自愿地協商,代表了控辯雙方真實的意愿。盡管刑事訴訟法從制度上采取了一些措施來保障量刑協商的效果,但不可否認的是,司法實踐中仍然存在一些問題。首先,處于被追訴地位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心理上就難以和檢察人員處于平等的地位。認罪認罰的被告人,都是確實實施了犯罪行為的人,不論是其自己還是公訴人,自然都會給其貼上犯罪人的標簽,使其在公訴人面前“矮了一截”。其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多數處于羈押狀態的現狀,加劇了其訴訟地位的弱化。處于羈押狀態的人,缺乏與外界的溝通,與公訴人相比信息不對稱,對自己的行為后果難以做出準確的判斷。最后,獲得律師辯護和幫助權的現狀,也使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難以真正與公訴人協商。受到經濟條件的制約,更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親屬,更愿意在審判階段才聘請律師。提供法律幫助的律師由于動力不足、參與有限,很難使被告人得到有效的幫助。反過來看,精準量刑建議對辯護律師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一方面其能夠及早結案,一旦達成量刑協商,則接下來的工作只是走流程,無需投入更多的精力;另一方面其不用承擔風險,因為當事人已經簽字認可,即便事后當事人心存不滿也無法追究律師的責任。以上分析的現狀可能導致的后果將是,部分唯唯諾諾的被告人面對咄咄逼人的公訴人拋出的精準量刑建議,手足無措無力抗爭。而幅度型的量刑建議,能夠弱化公訴人的強勢地位,使得被告人具有一定的回旋空間,一定程度上促進雙方平等的協商。而且,由于量刑建議是一個區間,使得被告人在審判階段更加積極地創造從寬處罰情節,主動退贓退賠,甚至爭取立功表現。如果公訴機關提出了精準的量刑建議,而此建議又是被告人樂于接受的,則被告人在審判階段將喪失退賠、退贓、賠償的積極性,不利于案結事了和維護司法公正。
 
綜上,在我國現行的訴訟制度和司法環境下,幅度型量刑建議比精準型量刑建議更為科學,更能發揮優勢,能夠收到更好的辦案效果,有利于實現公平正義。(臧德勝)
 
 
 
來源:人民法院報
(責任編輯:薛皓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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